过去所说的信息技术革命，实际在相互关联的意义上，包括三次互不相同的技术革命：一次是在传感器领域，一次是在信息技术领域，一次是在武器技术领域。

　　传感器技术革命包括两方面：一种趋势是能够实现综合、近实时的大面积监视的传感器;另一种趋势是更小、更廉价、数量更多的传感器，能够用来侦察、定位、识别和跟踪目标。

　　后一种尤为重要。通过技术革命而产生的传感器不仅更小、更廉价、更多，而且具有使人迷惑的多样性。每一种传感器检测某种特定范围的现象，例如，声音的、地震的和红外线的，其中信息流综合了不同的传感器和时间的信息。总之，这些趋势可以提供定量和定性的数据以生成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详细而精确”的“态势感知”。先前，这一趋势在美军开发无人看管的地面传感器领域的扩展效果中反映出来，这些传感器包括一些像昆虫的移动传感器。这也反映在美国海军对“探测传感器栅格”概念的研究中，这种“栅格”由成千上万个传感器构成，由作战指挥员以成组方式将这些传感器部署于天空、无人战机和地面，遍布在整个未来作战空间的海面、海中、陆上和空中。

　　随后是信息技术革命。新型传感器仅仅当我们在传感器阵列或整个监视系统的背景中考虑时才会体会到它们的真正作用。传感器革命在军事方面应用的成功，伴随着将传感器连成网络构成的泛系统的成功。新的信息技术提供了网络构架，它赋予传感器革命真正重要的军事意义。其原因有二，其一，网络可以让我们通过更好地集成所收集的数据以及可以通过传感器交互来扩充彼此的能力。反过来网络可以减少传感器的数量从而使它们更为便宜且更具潜力。其二，由传感器革命所提供的数据范围和规模可能是难以控制的，处理、比较和分析所获传感器数据的质量所必需的计算能力成几何级数增加。简言之，倘若没有网络，传感器仅可能获得有限的影响，数据量也有限，并且不同的数据流甚至会导致不良的后果。

　　此外，这次革命也提供了以近实时的速度将信息分发到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信息用户或“射手”的手段。除非军队的指挥和控制中心收到的传感器信息是与任务相关的，否则指挥员很可能被信息淹没而导致信息流通不畅。所以，信息革命也必须提供合适的手段，以保证正确的信息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到达正确的决策者，决策者能尽最大的可能来利用这些信息执行命令意图，不管信息以何种方式表达。如果我们将后一种思想再明确一些的话，我们也可以寻求一种信息技术来提供更好的信息和显示来帮助决策者把快速的一连串的复杂战术和战役数据变得更有用，从而完成一场现代战斗。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用这些新技术来解决，在利用战争中人这个方面时，其固有的更为复杂、主观和模糊的信息问题。

　　第三是武器技术革命。上述两项技术革命，战场指挥员可能发现靶标的数量之多，远远超出武器的攻击能力，而使得他束手无策。第三种革命提供了利用这些传感器和信息革命的手段。武器革命的焦点不是关注越来越多的精确武器，而是面向更小型的、更廉价的和更多的武器，这些武器足够精密，能够充分利用由传感器和信息系统提供的数据。与信息革命和传感器革命相同，武器革命也具有双重意义。对给定的精确度和能力程度来讲，新的设计、更好的电子产品、“精益制造”以及更多武器的批量生产，可以降低成本。传感器和信息革命引导设计更廉价的导弹，还要考虑无人驾驶的飞行器，它作为新一代廉价精确武器的投送方式比有人驾驶的平台便宜很多。

　　将许多不同的技术联合起来发挥协力优势的想法看起来是不言自明的。困难在于确定可能产生哪些协力优势，这些优势如何随时间演化。依据这种思路，这三种技术革命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第一，这三种技术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彼此独立的，所以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同步。这在传感器和信息领域显得尤其明显。传感器和信息革命主要起源于民用工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其他革命的进步和军事需求几乎没有关系。

　　二，新技术之间存在连续的相互影响。某个领域的革新可能对其他领域技术的使用有直接影响。例如，允许传感器有更大自主性的新信息技术可能使在一个现存的监视系统中可控制的传感器阵的规模和范围扩大。此外，一个领域的发展可推动另一个领域的变动。例如，改进后的武器制导系统或改进后的无人战机的引入，可能改变传感器阵的本质和功能。

　　第三，新技术发展的相互作用所带来的协力优势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虽然我们习惯于认为一种技术构建于另一种之上，可实际上，一些协同作用确实是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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