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这道难题,在三明实现了“破冰”,但利益博弈并未结束、深化改革仍在路上。
有这样一门三兄弟:老大开店,老二供货,掌握着家里“钱袋子”的老三,则专职补贴老大的顾客。这是什么奇怪的生意?怎么还有补贴?
这个“老大”叫医院,“老二”叫医药,“老三”叫医保。
家门分户后,“老二”想赚钱,赚更多的钱。于是,便扯上“老大”,通过各种包装,把一种药变成五花八门的十种、百种,再借“老大”的手卖给患者,反正有“老三”在“兜底”;看着“老二”一副包赚不赔的神态,“老大”也不甘落后,除了帮着多卖药,还滥做检查、滥用耗材。最终,“顾客”受不了了,“老三”也兜不住了。
这不是个故事,而是“药价高”“看病贵”的“病因”真实图谱。不难看出,“药”是核心症结。斩断医药与医院之间的利益链条,正是“三明医改”的改革方向与目标。
2012年初,福建省三明市开始“断链”,其后受到广泛关注,其模式被称为“三明医改”。如今“三明医改”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关注与肯定。
然而,在其声名鹊起之后,“‘三明医改’造成大量医护人员辞职”“所谓的年薪制,其实根本就没有几个人能拿得到”“诊疗费大幅提价,患者负担反而更重了”“他们设定次均费用标准、限制医生开药以此降低总费用,医生只好看一半病就把病人打发回家”“‘三明医改’是靠财政硬撑着,根本长久不了”……诸多议论广泛流传。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2016年1月,记者三进三明,走访当地多家医院、政府相关部门、药品配送公司,希望廓清迷雾。
背不动的“包袱”
“三明医改”动力源于压力,而这种压力的最大感受者,莫过于张煊华。老张是三明市财政局副局长,分管全市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管理。
三明是因国家小三线建设而诞生的城市,但“未富先老”,退休人员比重颇高。2011年,城镇职工赡养比为2.06∶1,到2015年时,变为1.7∶1。地处闽中山区,三明市经济总量和地方财政收入,均排名福建省中等靠后。
2010年,三明市职工医保统筹基金亏损1.4亿多元,到2011年,实际亏损量达到2亿多元。“这个亏损量,当时在全省排在前列,占全市当年本级财政近15%,我们已根本无法兜住底了。基金还欠付全市22家公立医院医药费1700多万元。”如此巨量亏损和刹不住的势头,让搞了一辈子财务工作的老张,压力山大。
因何亏呢?“用药量太大。”
据卫生统计年鉴对医院门诊和住院费用的统计,2009年以来,全国医疗总费用按人均计算,5年内几乎翻了一番:2009年为784元,2013年为1467元,年均增长率17%。福建的情况也一样:2010年全省县级以上医院医药总收入为242.2亿元,2014年猛涨至452.1亿元,增长了86.67%。再具体到三明市,情况如出一辙:2005年为6.49亿元,2011年猛涨至16.9亿元,年均增幅为17.92%。
还有一个反证。
2012年2月,三明正式启动医改。第一个动作就是将省第八批药品集中采购中标药品目录(三明片区)的129种辅助性、营养性且历史上疑似产生过高额回扣的药品品规,列为第一批重点跟踪监控对象。三明规定:凡采购使用这129种品规的全市22家公立医院,必须备案,医院院长要审批签字、开具处方的医生要签字备案且公开公布采购数量。
措施实施一个月后,原本一直刹不住的“医药费用猛涨”,终于回落。2012年5月,全市22家公立医院药品费用环比下降1673.03万元。“统计一出来,我就粗算了一下,一年差不多能节省下两个亿。那上年的窟窿,不就补平了?”果然,2012年底,三明职工医保统筹基金首次结余2200多万元。老张的兴奋,也让三明市医改领导小组中的其他成员看到了曙光。这说明他们找准了医改的核心症结——药。
这一年,三明市将原本分由3位副市长各管一摊的医疗、医药、医保三项工作,统一交给了1位副市长来管。而张煊华也成了这场改革的积极参与者。
“疯狂”的药价
药价到底有多“疯狂”?
詹积富可谓知根知底。如今是三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詹积富,从2012年至今担任三明市医改领导小组组长。此前,他担任过三明市药监局局长,之后又升任福建省药监局副局长,早在这个任上时,他就曾上书省委,剖析了药品招标“越招越贵”的“乱局”。
一乱,乱在“一药多名”。全国有6000多家药厂,其生产的95%以上的药品品种为仿制药。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临床上使用的常用药,实际也就1000余种。而中国市场上有1万多种。哪里来的呢?许多品种其实就是变更了一下包装的剂量、数量、规格,之后换个名字,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新药”。曾有统计显示,在200种常用药品中,有4个、5个、6个、7个药名的,分别占到20%、25%、25%、15%。
二乱,乱在“流通层层加价”。药厂生产出来的药,并非直接就能到医院,而是要在流通领域层层辗转,一路加价:首先是一级总代,其次是多为私人承包的二级代理商,之后进入医院还要层层过关,包括医院负责人的许可、药房默许列入用药名录、医生答应用药开方,到了这里后才是医药代表走到台前,推介给医药配送公司,配送公司加价后送进医院,最后医院才堂而皇之地加价国家规定的15%。到患者手里的药价,经过如此层层加码后,可能已经上涨了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刚开始,詹积富也并不明白这样的流程图谱。只是奇怪福建本地某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注射用头孢美唑钠(0.5克),出厂价只有7.2元/瓶,本地却买不到,出售给了河南周口某医药公司,这家公司再以24.18元/瓶的单价回售给福州某家医药公司,福州的医药公司最后以24.45元/瓶的中标价,配送到福建省各个公立医院,再往后,医院加价15%变成了28.1元/瓶。
这样的过程,今日依旧在许多药品身上反复上演。“这个过程叫‘过票’,实际上药品就在仓库不动,每过一次票就洗一次钱。”来自江西的黄斌2004年在三明第一个开办了民营药品配送公司,名叫鸿泰药业。“这个行当赚钱容易,所以竞争也格外激烈。最激烈时,刚入门的医药代表向药厂拿药时,即使不加价销售、不要发票,只要弄到过票公司开张假票,赚其中税收也足以生存。”
不过即使搞明白了流程,三明市医改领导小组依旧“没辙”:药名审批,他们管不了;流通加价,他们也控制不了。然而这张图谱中有一道绕不开的环节,却是他们能管到的——那就是,不管药名如何七十二变、流通如何八十一转,最终都得进入公立医院,才能变现。
“三明医改”的第二个动作,由此切入:斩断药品和医院之间的利益链条。
图片来源:找项目网